我的父亲毛泽东

听老人们讲过这样一段往事：

因为爸爸那时常爱穿便服，人们都觉得爸爸随和，有的战士看爸爸身材高大、魁梧、有力气，又不认识他，便认为爸爸是个老百姓，是个民夫。一次行军，他走在战士们中间，有一个战士走累了，就对爸爸说：“你帮我扛会儿枪吧！”爸爸冲他笑笑答应了。把战士的枪扛在自己的肩上，继续拉着家常话。于是，别的战士看到了，也让他帮忙扛枪。这个刚把枪拿走，另一个又把枪递过来。这样战士们可以轮班歇了，可爸爸却没有空歇的机会。他给这个扛一阵子，又替那个背一会儿，没完没了，实在太累了。

爸爸不急不躁，便笑眯眯地对总是让他扛枪的战士说：“我扛了好几天了。今天你们连长让我休息嘛！”一听这话，他们便不再说什么，也不再让爸爸替他们扛枪了。

当战士知道爸爸是毛委员时，都惊奇地说：“原来他是毛委员啊！毛委员还帮我背过枪哩！”

他不摆伟人的架子，这正展示了伟人平等待人的作风。

1927年11月中旬在第二次攻打茶陵时，爸爸的脚伤还没有好，肿得走路都很不方便，甭说行军打仗了。他又总不能这样告诉大家：我脚有伤行走不便，这次就不去了。于是爸爸以风趣惋惜的口吻说：“本来嘛，我想和你们一起去，我这个人是革命的，可是（爸爸指着受伤的脚）我这个脚不大革命，至今它还不听我的指挥呢。”一句话，逗得大家笑起来了，这也就取得了大家的赞同和谅解。

爸爸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人，是一个很喜欢说说笑笑的乐观的人，也是一个很善于在说笑声中把工作做到家的人。

爸爸说笑话人们爱听，爸爸批评起人来，也同样有他的独到之处。

批评人的事，一般人都不爱干，因为谁都知道这被人们看作是得罪人的事，可有时又不能不干。可我爸爸批评起人来，都使人感到声声入耳，亲切受听。

在井冈山时期，红四军每到一地，都要宣传群众，动员群众，组织群众。除了讲话作报告外，更多的宣传方式是演节目，还到处写标语、口号。

有一次，爸爸看到墙壁上写着一条大标语：“打倒帝国主义”。爸爸看完后禁不住地笑了起来，他指着其中“倒”字说：“你们看看，这个帝国主义用不着打它就自己倒了，它缺了一条腿呀！”大家听了仔细一看，原来是“倒”字两竖少了一竖。那写标语的同志不好意思地笑笑说：“我写错了。”急忙把字改正过来，还做了自我批评。

爸爸说：“这就对头了。帝国主义和反动派，都不是那么好打的嘛，我们必须认真地打，它才能倒哩。”

也有人这样说我的爸爸，说我爸爸一生从不认错，我觉得这种说法不太全面。

我叔叔毛泽覃曾经与爸爸有过争吵。叔叔说，这是共产党内，不是毛家祠堂，我要党章，不要家法。后来，爸爸就觉得自己做错了，认为叔叔批评得对，就向叔叔认错道歉。

1944年9月24日，爸爸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讲话时，提到1943年审查干部工作中出现的错误，说：“今天要行个脱帽礼，脱去给人戴错的帽子。共产党办事，不明白的时候是会犯错误的，明白了以后错误就要改正，这样做才是正确的。”

爸爸的话是实在的，是中肯的。

事隔不到一年，也就是1945年2月25日。爸爸在给党校五部、六部的同志讲《时局问题及其他》时，又一次提到过去审查干部中曾出现的错误。

他说：“党校就犯了许多错误，谁负责？我负责，因为我是党校的校长。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，谁负责？我负责，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。别的地方搞错了，谁负责？也是我负责，因为发号施令的也是我。”

他自己首先承担了责任，并当场向在审查干部工作中受到冤枉的同志赔礼道歉。爸爸像一个训练有素的军人一样，立正，面向大家，把右手举到帽檐，向被戴错了“帽子”的同志敬礼说：“现在我把帽子给你拿下来，赔一个不是。你应该采取何种态度呢？你应该还我一个礼吧！现在我向你敬礼，你不还礼，我的手放不下来。”几句肺腑之言，使在场的同志们很激动，也很受感动，有的由衷地笑了，有的落下了眼泪。

爸爸见同志们高兴了，就又微笑着说道：你们该给我还个礼吧！你们不还礼，我这个手还是放不下来哟！

几句话，使在场的同志们也纷纷举起右手向爸爸还礼了。这是多么感人的场面啊！就这样，一个敬礼，就这样一个一个地还礼，使共产党的领袖与干部的心贴得更紧了。

爸爸也很激动，他放下手，又继续向同志们说：“我说，在审查干部工作中，对被搞错了的人承认错误，赔一个不是，这是我们的进步，是我们全党的一个进步。”

“我们对人民讲的话，作出的决议案，制定的这样那样的政策，都是这样，凡是搞错的，都要修正，赔一个不是，老老实实地赔不是。我们要有这样的态度，这叫做什么态度？自我批评的态度。”

爸爸的自我批评，是洒向同志间的一片真情。爸爸的自我批评，在幽默中寓着坦诚，在坦诚中又寓着真情！这才是战友之情，这才是人间最伟大、最珍贵的！

我想起了爸爸讲过的一件事：

有一次，爸爸带着小部队行军。南方的天气，说晴，天气晴朗朗的；说下雨，就是哗哗的一阵子。爸爸要是看起书来，就什么也不想，也不顾，把什么都抛在脑后了。他专心读书，忘掉了一切。

爸爸在行军中边走边看起书来。这时，天下起小雨来。爸爸用右手遮住头，还是边走边看书。这时候，一个战士看到爸爸没有戴斗笠，就赶紧跑到爸爸的身边说：“报告毛委员，天下雨了，为什么您不戴斗笠？”

“请你替我到群众家买一个。”爸爸眼睛连书都没有离开，看都没有看那战士一眼就脱口而出。

“毛委员，你背上不是有个斗笠吗？”那战士又提醒爸爸说。

“我忘了。”爸爸这时才两眼离开书，笑着对战士说。

我想，爸爸所以给我讲这段事，就是教育我干事要专心。爸爸的博学多才，不是一日之功，是在长期的学习中积累起来的。知识的积累，对我们年轻人来讲，更显得重要了。

爸爸酷爱读书。读起书来，简直入迷。

我记得，爸爸的卫士曾经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：

1952年到山东视察时，爸爸坐在专列上，全神贯注地读着一本小说。直到深夜一点钟了，卫士给爸爸端来一碗面条，爸爸却视而不见，仍在看书。卫士把碗摆在爸爸面前，又把筷子放在爸爸的右手里。爸爸眼光只顾盯着书，筷子插在碗里不动，左手按着厚厚的书还在专心致志地读。读到要翻页时，卫士提醒说：“主席，吃完再看吧！面条都放凉了。”

爸爸却根本没听见，还在继续翻看着。

“主席，要不……再给您热热去？”卫士伸手准备去端碗。

“嗯。不要。”爸爸说着，嘴慢慢靠近碗边，眼睛却始终盯在书上，呼噜一声，一筷子面条吃进嘴里。恰恰在这时，有几个字因为靠近书脊看不到，爸爸就用左手一边握书一边让书展开些，这一动作卫士看在了眼里，就上前帮忙。噢，爸爸看的原来是作家周立波的名著《暴风骤雨》。

爸爸不仅爱读书还爱书。早在井冈山和长征路上，每打下一个地方，他就让战士为他搜集书，然后带上。

1947年3月31日，爸爸离开陕西省清涧县枣林沟开始向子洲县高家塔转移。这一天国民党的先头部队离爸爸他们的住地只有十里地了。

爸爸像每次转移时那样，卫士们除了护卫爸爸外，还将两箱子书抱出来。爸爸看着这重重的两箱子书，有些为难了，他对一位警卫员说：“你是本地人，我想请你办一件事。”

“主席，您只管吩咐！”警卫员说。

“我有几箱子书能放到你家里吗？”

“能！没问题。”警卫员说。

“对家里人不会有妨碍吧？如果，万一那个，会不会受牵连？”爸爸望着警卫员说。

“主席请放心。我家离公路很远，就是万一那个，家里人也不会害怕。”

“那就请你跑一趟吧！”爸爸望着他说。

凡跟随过爸爸的人都知道，爸爸非常喜欢看书学习，就是在长征途中爬雪山过草地时，扔掉了被褥衣物，也舍不得扔掉一本书。

爸爸有个习惯，看书时，把毯子搭在床栏上，下面就塞上个枕头，然后就靠在上面办公批文件。多数时间是看书。

这样看书看得时间长了，后脑勺在床栏上，压出一条深深的沟来。

后来，宋庆龄知道爸爸这个习惯后，送给爸爸一只挺高级的大枕头。爸爸对宋庆龄非常尊敬，礼物是收下了，但爸爸说：“我习惯了，不想变了。”结果大枕头被送进仓库了，爸爸还是把毯子搭在床栏上，下面还是塞上了白布荞麦皮枕头。

就是在爸爸生命的最后几年里，爸爸的心脏、肺、腿部都已不大方便，走路需要有人搀扶。爸爸最喜欢的游泳活动，绝对不能进行了。只有书，始终是爸爸的最好的伙伴。

在爸爸的卧室、客厅……凡是有个地方就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。当爸爸卧床不起的时候，就是躺在床上，还是要看书。

为了方便，爸爸让人给准备了两副眼镜：一副眼镜没有左腿，一副眼镜没有右腿，这是为了在两边侧身躺时使用。

书，成了爸爸生命的一部分。

小字书看不清了，就看大字书，没有大字书，就干脆拿着放大镜看。有一次，爸爸发烧烧得很厉害，两天都不大吃东西，却没有丢掉书，仍然躺在床上看书。

1975年8月，爸爸做了白内障手术。自己看书不行了，爸爸就让身边的工作人员读给他听，当病情刚有好转，爸爸又要照常看书了。为保证爸爸眼睛能够很快地恢复，医务人员规定每天只准爸爸看十五至三十分钟的文件或书。爸爸答应得满好，但只要书一到手，拿起来就不会轻易放下。有时，爸爸见医生来了，就急急忙忙把书藏在被子里，闭着眼睛假装休息。等医生一走，爸爸就拿出书继续读起来。